高华丨龙应台和罗大佑为什么说台湾是“亚细亚的孤儿”

2016-03-24  慢书房  慢书房

『阅读本是寻常事,繁华静处遇知音』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而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节选)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文 | 高华


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1950-6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嘛干嘛,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19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对台湾给了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19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他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19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19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之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悚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19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的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肴和食物(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1950年代的十年,19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政治正确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228”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的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2·28”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2·28”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20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19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党国”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国民政府、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府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它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军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清军与民的界线”(页185)。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军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军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地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给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页185-186)


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尤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军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军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页106)。


进入越南的国军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到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褴褛,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无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19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所以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19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的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的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如何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中共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1950-70年代的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四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读懂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已在台湾生活了62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的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到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19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绝大多数的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19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富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十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没一声“对不起”。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皇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的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的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联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和六十年前、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文/高华 题解/德维 排版/慢师傅 责任编辑/Hienwey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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